身处当代，一个概念宽泛的代词——“我们”，正在消解着作为阶级区分标志的认同感，这是不争的事实。阶级异化现象早在19世纪中工业化萌芽状态的西欧各国就已经受到社会学者的普遍关注，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者——现代中产阶级本身固化阶级认同的过程也即是其异化的过程，导致研究者们愈加偏向于用“middle classes”来进行标示和区分，然而这种对现象和表征来定义的方式并不能揭示社会阶级演变中同异存一的本质。直至今日，对社会阶级的严肃深究已经从无奈延伸为定义体系中二重性的矛盾——从社会行为的角度出发，现代人阶级表达上的共性——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等，却面临着难以界定阶级维度边界的问题。

 

     目前的结论大多把这归咎于现代生活的丰富多元。工业化唤醒了制造业的效率，导致了依附于土地的贵族破产和资本力的崛起；大机器工业来临，非熟练工人迅速萎缩，现代管理阶层取代自耕农、小业主和食利者成为中产阶级的新指代；商品的蓬勃喷涌在资产阶级对于自由贸易的呼声中演变为新一轮的重商主义，随之而来的消费压力与全球化进程互为唇齿；而资本也在世界格局的洗牌中日益变得流动，随时涌向可以逐利的市场，更紧密地把世界经济轮动传导的机制捆绑。在这个消费主义占据我们全部生活空间的世界——异化的技能性工作已经把我们的工作时间安排成齿轮和转轴式的运动，从而引燃了释放性的消费需求——除了被动和自我教育以外，我们几乎只有消费才能表达自己的存在。

 

     当然，这不是在简化问题，而是试图用“揭示病症”的思路来解决问题，换言之，这种商品时代的纷乱光华直接投射在社会阶级的主群体之上，这种类似棱镜的作用将我们分层为诸元复杂的亚文化群体：你可以狂爱Apple减法式的工业设计，日韩厂商惯用的缤纷色彩和花哨功能更有难以计数的拥趸，这种偏好的排他性有时并不显著，但起码在个体上、同一时点，是可以体现出来的。我们身上的文化亚种标签是一个多层次的动态，随着消费潮流而迁移。

 

     对此有个很有说服力的解释：宗教的衰落造成了现代社会个人“存在的焦虑”和“道德不适”。很多同龄人口中挂着的“存在感”无意间道明了前者的处境，构建于物质消费的认同感总是要伴随着道德观的审视和反省，那么我们都亟待用自我教育的手段来对此填补。书籍、电影和动画中充斥着“存在”这一主题，从hardcore到轻小说。这些作品中大多数都诞生于六、七十年代美国新文化运动之后，“垮掉的一代”在享乐主义的弥漫中将朋克、爵士音乐、Cult等下层文化形式碰上台面，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更把一种“解构的焦虑”渗透到了存在主义的各种表达之中。直到今天，备受推崇的现代艺术形式都把各种元素解构的手法奉为正道，这足以解释《异形》中的恐怖气氛构造、《黑客帝国》虚拟生存式哲学缘何备受追捧。

 

     然而更可悲的是，涉世于现代社会的种种境遇下，对于自我和存在的思考并不能指引我们方向。伴随阶级的消解而来的是个人主义壁垒的高筑，财产权和隐私权已经被浇注入现代人的神经，我们会对政治和人权上的自由倍加敏感，却难以站在一个共同的视角探索何为真正的自由，只好任由消费的浪潮一波波将我们推向迷失，再在现代艺术的自我教育中返寻。我只看到了一个把弄着全球利益棋子的国家、政治、经济集团的引力之强大，在这个有关阶级的问题得以明晰之前似乎我们都得被它严密地控制着。